作者：张礼卿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普华永道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自5月14日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以下简称“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可以理解为“一国最终产品的供求均衡将主要通过国内市场来实现，而对国际生产、贸易和金融等的参与将有效地促进供求均衡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国内消费、国内投资等内需发挥主导性作用，而进出口贸易、对外投融资等提供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在过去40多年，我国的发展格局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受到亚洲 “四小龙”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启发，从深圳特区到其他沿海开放地区，“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颇为流行。在总结这些做法的基础上，1987年末王建先生（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提出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思路。这一政策建议后来被中央采纳，并成为一个在沿海地区乃至部分内地省份在实践中普遍遵循的发展模式。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其后的几年里，中国迅速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主导了整个经济发展过程。在这种战略下，一方面大量进口国外的原料、零部件和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大量出口组装后的制成品。由于原料和市场均在外，整个经济深度融入了全球化进程。在2007年，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高达65%，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重高达11%。在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战略是非常成功的，它对于我国保持这一时期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数千万就业岗位的创造、外汇短缺的克服，以及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等，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任何战略的成功实施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支持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很多有利条件逐渐消失。一方面，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环境方面的代价不断增大，持续扩大的贸易盈余也不断引发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另一方面，受金融危机、老龄化等长期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持续低迷，进口需求不足，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趋明显，全球化进程放慢。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实施了近20年之久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面临调整。

　　实际上，从2005年起，为了缓解日趋突出的对外经济失衡状况，我国就已经着手扩大内需，以便调整过分依赖出口的发展战略。而这个进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明显加快，并且一直延续至今。数据显示，经过10多年的努力，这一调整已经取得明显效果。近年来，投资与消费对GDP的贡献度已经明显上升，基本上处于90%以上，其中消费的占比稳定在60%左右；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降低至30%左右，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重更是不足2%。从一定意义上讲，“双循环”早已在路上。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发生了许多变化。受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持续蔓延的影响，全球经济陷入了1929-33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预计全年增长将收缩4.9%，市场需求显著萎缩。疫情除了造成短期的需求冲击外，还使一些国家试图大大降低对国际贸易和生产的依赖，对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进行重构，继续强化前几年开始出现的逆全球化态势。这种影响是结构性的，具有长期特征，不会随着疫情的结束而消失。

　　面对这些变化和挑战，决策层提出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既是对于过去10多年已经开始的调整的最新确认，也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当前以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将会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如果一定程度的逆全球化是个长期趋势，那么，我们过去长期坚持的“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就会比较脆弱，甚至产生很大的问题。利用国内超大市场规模，比以往更多地依靠内需，使最终产品的销售更多地立足于国内，在一些关键的产业领域确保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完整性（至少应该具有备份），应该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扩大内需是“双循环”的出发点，也是核心内容。那么，如何着力于扩大内需呢？一般认为，我国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扩大消费对于加快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的确，我国拥有14亿人口，人均收入1万美元左右，是一个中高收入国家，并且有望在不远的将来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消费水平也会不断提高。从国别经验看，绝大多数国家在收入上升的过程中，特别是迈向中高收入阶段后，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也是持续上升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经过10多年的调整，如今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显著上升，近年来一直保持在60%左右。我国已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社会零售总额已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消费国，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驱动力量。基于这样的现状，如果试图在未来一个时期继续显著提升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应该还是有较大难度的。从国别经验看，1980年美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12576美元，而其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就刚刚达到60%。

　　展望未来一个时期，通过缩小贫富差距、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防止房价过快上涨等努力，继续逐渐提升消费对GDP的贡献度应该具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如果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增长潜力逐渐下降以及居民负债率正在快速上升等因素，有理由相信，在加快形成“双循环”的过程中，我们可能难以对扩大消费寄予过高的希望。

　　相比之下，扩大有效投资对于“双循环”格局的形成可能具有更为显著的意义和作用。在我国，因科技进步和进一步城镇化引发的投资前景广阔，空间巨大。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之中，亟待加强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我国的城镇化率大约60%，也还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各种新型城市化功能，加强都市圈建设，我国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巨大的投资需求，为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当然，需要特别注重投资效率。应该吸取历史教训，做好合理规划，尽可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应该致力于做好中长期规划，致力于提供自由、便利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具体投资决策应该交给微观企业去做，只有这样才能尽量避免投资项目失败。

　　“双循环”格局的形成，不仅要关注需求侧，还要关注供给侧。未来，我们不仅要扩大消费和投资，而且需要在户籍管理、金融市场、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积极推进改革，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供给侧为“双循环”格局的加快形成创造条件。

　　国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挑战之一，是供给和需求不能很好地匹配，市场不能有效出清。譬如，一方面，汽车生产严重过剩；另一方面，由于收入差距明显、道路交通供不应求、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原因，很多地方的汽车购买需求得不到满足。一方面，普通钢材生产严重过剩；另一方面，某些特种钢材又严重短缺，需要大量进口。一方面，住房空置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很多中低收入的人们却是一房难求。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必要的产业政策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理顺体制机制，让市场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怎么生产。只有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减少形象工程建设、使不再需要的产业政策按时退出，以及及时清理各类僵尸企业，我国才能避免市场扭曲，并确保市场及时出清。

　　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各项举措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能有效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市场准入壁垒，让劳动、资本、技术和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起来，切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这些生产要素就可以得到优化配置，从而也将有助于供求均衡的实现。与此同时，通过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金融开放，让更多的外国商品和生产要素参与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那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有望比较顺利地形成。

　　有理由相信，“双循环”并不会导致我国经济开放度的下降，更不意味着走回闭关锁国的老路。

　　首先，“双循环”既强调注重内需的“国内大循环”，也强调“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在大多数行业，基于“比较优势原理”展开的对外贸易和跨境投资在未来不仅不会消失，还会继续发展。没有它们的存在，不仅消费和投资的正常运行可能受到影响，而且整个经济活动的成本会变得很高。在政策层面，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在扩大商品和服务进口、降低外国投资者的市场准入限制等方面很可能会变得更加自由和开放。

　　其次，开放是个制度变量，与经济循环的方式没有绝对联系。所谓开放，主要指政府是否对跨境经济活动实行限制。开放可以支持“国内大循环”，也可以支持“国际大循环”。经济如何循环，是以国内为主体还是以国际为主，与开放程度的高低没有必然联系，更多地取决于一国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譬如，美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以消费驱动的，消费占GDP的比重目前高达85-90%，而对外贸易依存度只有20%左右（低于我国）。美国的经济模式大致是“消费拉动生产，生产创造收入增长，收入增长再度带动消费”，属于比较典型的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但是，没有人会因此而认为美国经济不开放，或者开放程度很低。欧盟的情况也与美国类似。

　　再次，开放没有回头路可走。2013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已经深度融入了国际分工和贸易之中。从中国来说，不仅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包括成品和中间品），同时也从世界各国进口农产品、能源、工业原料和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零部件等。2019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高达31.54万亿元（约4.53万亿美元），占同期我国GDP的32%，并且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1.8%。据估计，在今后的15年内，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额将高达40万亿美元。很显然，无论从中国来说，还是对世界而言，中国走回闭关锁国的老路是不可想象的，那将导致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和混乱。

　　国际循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促进国内循环，从而有助于加快形成“双循环”格局。

　　首先，对于消费者来说，进口可以促进消费。不仅提升消费水平，而且实现消费升级。长期以来，由于消费品（特别是奢侈品）的进口关税比较高，我国的消费品进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制，在事实上限制了消费。不久前，作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步骤，在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方案中，我国明显提高了消费品免税进口的额度，受到消费者的普遍欢迎，也刺激了消费。我国已经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并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发达国家。如果能够不断减低消费品进口壁垒，那么就可以有效地提升消费，从而促进国内循环。

　　其次，对于企业来说，进口可以使其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以及国内暂时没有能力生产的零部件和短缺的原材料，从而顺利完成其生产过程。无论产品面向国内还是面向国外，这些进口都不可缺少，是对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通过出口，企业输出过剩产能，对国内资源进行更加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另外，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企业还可以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从而促进投资需求和投资效率，并有效地促进国内经济的大循环。

　　再次，对外举债或利用外资也是促进国内循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渠道。通过借入外债或其他形式的外资，一国可以扩大贸易逆差，增加消费，从而促进生产和收入增长。而收入增长后，可以继续扩大消费和生产，并偿还前期所借的外债本金和利息。这是通过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的典型方式之一。当然，对外借债的规模应该适当；如果超过了一定的度，贸易逆差会变得过大，从而不利于未来的良性循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储蓄水平下降，我国很可能在今后面临外部平衡状态的趋势性改变，即从原来常年存在经常项目顺差，转变为常年存在经常项目逆差。当经常项目逆差成为常态后，我国将需要保持资本净流入，以便为国内经济循环的顺利实现提供支撑。

　　不难理解的是，国内循环同样可以促进国际循环。因为国内经济的顺利循环，对于出口能力的提升和对外贸易总量的增加都将产生积极影响，为后者提供重要的基础性支撑。譬如，消费和投资的扩大，在消费偏好和技术水平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势必带动进口的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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